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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二孩出生占比超50% 应对四老二小将是很大难题

2018-02-11 10:58:56    来源:北京财经网    编辑:

北京财经网讯:

尽管去年二孩出生占比超过50%,但是全国出生人口和生育率依然较2016年下降

“春节回老家,最怕被亲朋好友问,你什么时候生二孩啊?”老家在山东,如今在北京工作的高佳洁春节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,“公公婆婆家那边,许多人都生了二孩,他们一直有意催我再要一个。”

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2017年全年,我国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,较2016年增加160万人,二孩占新生人口数量的51.2%,较2016年增加11个百分点,这也是我国实施“全面二孩”政策以来,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占比超过50%。

二孩刚至,育龄女性人口已减少

即便二孩出生占比增长,但另一组数据却并不让人乐观。2017年的全国出生人口依然较2016年下降了63万人。为什么二孩出生比例上升了,出生人口却下降了呢?

“我是1994年上的小学,记得当时划片入学,一个班40人招了4个班,等我们小学毕业时,同样的片区,只招了3个班,每班不到30人。”在北京出生长大的,如今30岁的孙璐发现,自己似乎什么时候都赶上了“人最多的时候”,“包括上学、高考和生孩子。”她高考那年,全北京市的考生为12.6万人,为历年最高,而她上初一时,新的小学一年级小豆包,到高考时只有7.3万人参加考试。

这样的现象不只北京一地存在。30年前的人口变化,影响着如今的出生人数。我国出生人口的顶峰值是1987年,当年出生人口为2508万,之后开始逐年下降。这就意味着,生育年龄在20~29岁的女性数量,如今正在逐年减少。与2016年相比,去年我国20~29岁育龄女性数量减少近600万人。1987年人口顶峰时出生的女性,到2017年时已经30岁了。

不过,即便育龄女性数量在减少,“全面二孩”政策还是对人口数量提升贡献不小。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仍然远高于之前数年的平均水平,比2015年多了68万人。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都超过了1700万大关,而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,而更早一次达到1700万大关,还是2000年的时候。

但是,育龄女性数量下降,并非出生人口下降的唯一原因。因为从人口出生率角度来说,2017年出生率为12.43‰,尽管为近十年来第二高,但较2016年的12.95‰仍有所下降,育龄女性生育二孩意愿依然有待提升。

多生一个,不只是因为孤单

“与其说多生一个孩子,是不让孩子孤单,不如说是不让自己晚年孤单。”今年,刚刚生了二孩的刘洋告诉记者,自己之所以打算要二孩,是始于前年家族的一次葬礼。“老人去世时,子女在一起处理,而我突然意识到,我作为独生子女,以后要独自处理这样的事情。如果我只要了一个孩子,他所承担的压力更大。更为关键的是,如果这一个孩子出了意外,我又没有兄弟姐妹,没有任何人有义务来赡养我,我百年之后也没有法定继承人,这与我父母那辈人尚有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不一样。”

从独生子女第一代到独生子女第二代,家庭呈现“421”结构——四个老人、两个中年人加一个孩子,如果没有第二个孩子,不断缩小的家庭规模,也让家族继承更加脆弱。“要第二个孩子,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宝知道,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他生来就有,心安理得,不能坐享其成,两个家庭的财产都肯定归他。”有要二孩的育龄女性如是说。

越来越多的育龄独生子女,已经意识到二孩对于家庭的意义。但是,能不能怀上二孩,却成了许多人头疼的问题。“现在找工作都要研究生,就算高考和考研都没复读,最快毕业也将近25岁了。然后工作稳定下来,不断相亲,确定男朋友,装修办喜酒领结婚证,一番折腾下来也要二十八九岁,要孩子就得30岁了。”从海外读硕回来的周女士坦言,“要第一胎时医生说你已经算大龄了,要第二胎就更不敢想象了。”

女性最佳生育年龄在23~30岁之间,生育二孩亦然,但社会整体教育时间变长,使得平均生育年龄不断增大。有妇产科医生表示,女性剖宫产后再次妊娠最好是在手术后两年,这也使得不少女性怀二孩时年龄较大,并不容易,工作压力也影响着女性生育能力。

另外,男性生育能力也影响着二孩数量。浙江省人类精子库的数据显示,近年到精子库捐精的男性,精液质量连年下降,每毫升精液里的平均精子数由2005年的1.3亿左右,下降到2015年的0.67亿。另一个体现精子活力的指标,会向前运动可能与卵子结合的精子所占百分比,由2005年的56.5%下降到2015年的51.6%。在现代社会中,电磁辐射、食品中的雌激素和塑化剂、抽烟酗酒、长期穿紧身裤和泡温泉,都影响着男性生育能力和精子质量。

应对“四老二小”将是很大的难题

生了二孩以后,刘洋发现自己再找工作并不容易。“每次人家看我简历,休过两次产假,都会问,你有两个孩子,还有精力上班么,谁来接送孩子?”但是,如果不找工作,仅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,又无法填补一家四口日常生活所需。“越往后花钱越多,比如,如果两个孩子以后都想出国呢,总不能送一个另一个不管吧。”

“两个孩子同时上幼儿园,学费每月就要1万元,还不算课后辅导班,平时的吃饭、玩具、衣服。”如今已经是两个女儿父亲的黄先生说,“最关键的还不是钱,而是精力和社会资源,多一个孩子不是多一双筷子那么简单。能否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好两个有年龄差的孩子,能否有足够的社会资源,公平分给她们俩,让她们日后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?或者说,我把能给她们的一份资源分成两半给孩子,她们日后能否竞争得过独生子女?”

更令黄先生忧心的是,等到两个孩子十几岁的时候,自己的父母也在七八十岁左右。到时候,自己如何应对“四老二小”将是很大的难题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2016年我国老年抚养比为15%,少儿抚养比为22.9%,均为2010年之后的最高值,并且,这两个比例还在逐年上升。在一些大城市,老年和少儿抚养比更高,上海社科院的数据显示,该市2020年常住人口总抚养负担将超过50%,人口红利随之消失。重现人口红利的一个方式就是鼓励二孩,但这又意味着,一代育龄年轻人将背负上较大的抚养压力,形成矛盾。

这样的抚养压力,不仅是养育成本所带来的,也有置业成本。“和楼下房地产中介聊天之后,婆婆终于放弃了劝我生二胎的打算。”孙璐说,“婆婆说,要两个娃,得多准备两套房子日后供他们结婚,这得多少钱啊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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